1928年7月，30岁的项英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01、学徒少年有理想
项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原名项德隆，又名德龙。参加革命后，化名江钧、江俊、夏英、项英等。
项英7岁时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作文写得非常好，经常作为范文得到老师的赞扬。
项英12岁那年，父亲不幸病亡，家境迅速恶化。他不得不辍学，进工厂当学徒，挣钱养家糊口。
当时，项英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会长，也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项英的亲友看他家的日子过得艰难，就劝他找项仰之给些帮助。但项英却对亲友说，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去求他的。项英这些话传到项仰之的耳朵里后，便找到项英的母亲当面骂项英是个“不孝之子”。
项英却理直气壮地对母亲说：他是个欺压老百姓的人，我不仅不能孝他，将来还要打倒他。
1913年，15岁的项英到武昌城模范纺织厂当学徒，他虽然年纪很小，但因为比较有文化，勤学苦练，样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平时还经常帮助工友写信、读报等，很受工友们的喜欢，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英听说后，最先报名参加了这所工人夜校学习，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
随后党的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在武汉组建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并建立《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项英作为《劳动周刊》的热心读者，与包惠僧相识。
当时，为了推动武汉江岸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包惠僧和李汉俊、陈潭秋等商量，准备派人去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包惠僧便约项英到武昌面谈。通过这次谈话，包惠僧认为项英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项英也毫不犹豫答应到江岸铁路工区筹建工人俱乐部。
江岸是京汉铁路最大的工区，有车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居住着3000多名铁路工人。因此，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几天后，包惠僧邀请项英和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代表杨德甫、林祥谦等座谈，商量筹建工人俱乐部的事宜，并指定项英为筹备处文书，具体负责俱乐部的筹备工作。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02、筹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1年12月底，23岁的项英前往江岸筹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开始在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深得工人的信任和拥护，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22年1月22日，成立大会当天。京汉铁路附近各厂的许多工人自发到会。郑州、信阳、驻马店等火车站和粤汉铁路的工人代表等也都应邀到会。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也应邀参加。会场正中悬挂对联“机器巧夺天工”“劳动创造世界”，横幅“劳工神圣”。这副对联是项英拟定的，到会的工人群众都说这副对联写出了工人们的气概和心里话。会议宣告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项英、林祥谦、曾玉良等当选为干事，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
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的大会，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动员和推动作用，许多工人在俱乐部和工会夜校的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项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创办工人俱乐部成绩显著，政治上进步很快，在工人中间也树立起很高的威信。1922年4月初，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武汉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总共不过十几个人，项英也由此成为武汉地区党组织初创时期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随后不久，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以项英为书记。
03、建立起湖北武汉工团联合会
1922年夏季，项英作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分工负责领导工人运动。根据组织安排前往汉阳钢铁厂帮助筹建工会。他和武汉地区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一起，团结发动汉阳钢铁厂的7000多名工人进行罢工。提出：厂方要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等。
资本家急忙勾结军阀调来军警威胁工人，要工人快点复工。可是，钢铁厂的工人在以项英为首的工会领导下，坚持罢工并明确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于是，工人和厂方资本家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资本家支撑不住了。为了保住炼钢炉、炼铁炉，厂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
汉阳钢铁厂的罢工斗争，不仅打击了这个厂的资本家，而且使武汉的军阀和其他资本家受到震惊，大大鼓舞了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飞速增加，武汉地区的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项英也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项英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党的二大。和其他地区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等代表着全党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的制定，讨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工会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
1922年10月，武汉的20多个工会组织，包括汉阳钢铁厂、扬子机器厂和江岸铁路工会及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等，共3万名会员联合起来，正式建立起武汉工团联合会，这也是当时全国建立最早、最大的一个地方总工会。
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来改称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杨德甫为主席、项英为组织主任、林育南为宣传主任、许白昊为秘书主任、施洋为法律顾问等，把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12月底，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经发展有27个工会，4.8万多名会员。
04、领导二七大罢工
1922年8月10日，中共党组织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委任项英为总干事，杨德甫为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事宜。项英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作为入党介绍人，先后把林祥谦、施洋等一批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确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所以，还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报纸公开刊登报道和广告，向全国有关团体、新闻单位发出邀请函电。
同年1月下旬，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一些社团代表和新闻记者也先后到达。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等，也从北京到达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活动。
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让吴佩孚非常恼火，派军阀和警察阻止大会召开，项英和筹委会工作人员对此非常气愤，据理力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为此，吴佩孚来电要工人派代表去洛阳谈判。骄横的吴佩孚在接见工会代表时盛气凌人，谈判无结果。
2月1日清早，吴佩孚命令郑州驻军第14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实行全城紧急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沿街设卡，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
项英等人看到这种情景，不为武力所屈服，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总干事，在队伍前面指挥着队伍，边走边带领高呼“劳工神圣”“争集会结社自由”“工人们联合起来”等口号。
当代表们快到设在郑州市中心钱塘里中段的会址普乐园戏院会场时，被军警举枪拦住。项英在与军警理论后仍不被允许进入会场，便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各地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警戒线，砸开会场大门，撕去门上的封条，一齐涌入会场。
这时，大批军警在会场外面层层包围，警察局长黄殿辰用大喇叭威胁叫嚣：“不准开会，限令大家五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将以军法从事。”但是，代表们谁都不理会这种威胁，按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并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史文彬等为副委员长。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终于胜利地诞生了！
但与会代表们在返回时却发现住处被封，所有携带的物品和各地送给大会的牌匾礼物都被毁坏一空，并被限制在客居的旅馆不许随便出门。出席郑州会议的代表和来宾，对军警破坏大会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怒。当天晚上，项英、史文彬分头到五洲和福昌旅店，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改为罢工委员会，项英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同时，会议决定将罢工指挥机关移至武汉江岸，进行罢工前的准备工作。项英随后亲自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
这次紧急会议后，武汉方面的代表于当晚11时乘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张国焘、包惠僧、陈潭秋、施洋等一起研究罢工有关事宜，并将总工会成立受阻的情况及决定罢工的事项通知各站工会，以便协调行动。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在江岸正式办公，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指挥中心。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紧张地进行各项工作，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到2月4日中午12时，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项英等人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员》《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等文告，迅速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张贴和流传。北京、上海、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援京汉铁路罢工员工。
面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吴佩孚为此大发雷霆，下令军队开进各车站，并包围了在江岸的罢工指挥机关，开始公开镇压罢工活动。2月5日中午，湖北省督军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木阶率兵抓去两名司机，强令其开走趴在铁路线的机车。在罢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2000余名工人冲破军警的阻拦，将两名工友抢回。同一天下午，反动军警又将工人纠察队的3名工友以破坏治安罪名抓走，关押在军政府衙门。
为此，项英和张濂光等4人作为工人代表同张木阶谈判，要求释放被拘留的3名工友。谈判一开始，张木阶恶狠狠地对项英说：“京汉铁路乃吴大帅的经济命脉，你胆敢唆使京汉全线两万多名工人罢工！”然后不由分说地命令军警把项英等关押起来。张木阶知道项英是罢工的重要领导人，就以砍头来威胁项英，让其下令复工。但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地说：“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
项英等工人谈判代表被反动军警关押起来的消息传开后，数千名工人包围了汉口军政府，高呼口号，援救自己的代表。张木阶见势众难挡，被迫将项英等4名谈判代表释放。
随着罢工斗争的日益发展，吴佩孚十分恐慌，于2月6日电令萧耀南及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集中兵力和警力，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行动，准备镇压罢工运动。
2月7日下午，张木阶亲自率领大批军警开到江岸并占领了工会机关和罢工指挥中心。项英和工人纠察队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在军警的血腥镇压下，曾玉良等32人当场壮烈牺牲，受伤者有几百人。林祥谦、施洋等大批人员被捕后，也先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项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代表，代表当时全党420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总结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年仅25岁的项英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标志着党组织对项英的信任和器重，实际上也是对他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二七大罢工中的英勇表现给予的充分肯定。
05、领导沪西二月大罢工
1924年春，中共武汉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的项英和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的李立三，因为身份已经暴露，难以继续在武汉工作了。党中央调他们到上海工作，项英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共同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项英和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作了分工。李立三以沪东杨树浦地区为工作重点，项英以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小沙渡当时是上海工厂集中的地区之一，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11个分厂就设在这里。因而项英把工作重点选择在这里。
项英在邓中夏举办的工人文化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并被推举为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纺织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人团体。
经过项英等人的努力，沪西工友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工人越来越多。到1924年年底，沪西地区有19家中外纱厂建立起俱乐部的组织，参加会员有2000多人。项英依靠这批会员与广大工人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后来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准备了力量。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不足百人，工人中的党员人数更少。项英先后介绍了顾正红等一批工人骨干入党，这也是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项英和到会的其他19位代表一起，代表当时全党994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受到工人们的责问和制止后，日本资本家恼羞成怒，无理开除了一批工人。项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俱乐部委员会成员开会，决定抓住这个事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一次大罢工。
党中央对这次罢工很重视，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指定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共同负责。由于这次罢工是由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出面组织的，所以罢工前的大量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筹划，实际上落到项英的身上。
2月9日，日商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的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于下午4时交接班时纷纷关闭机器，涌出厂门，向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会场汇集。会场的半空中悬立着白布大旗，写有“反对东洋人打人”7个黑色大字特别醒目，它生动地描绘出广大工人身受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工人们的心，成为动员和组织工人罢工的有力口号。
在这次集会上，项英发表讲话，宣布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罢工开始。到2月18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22家日本纱厂、3.5万多名工人。这次罢工使日商棉厂每天损失达25万元，给日商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开始，日商资本家想诱骗工人停止罢工，然而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勾结淞沪警察厅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封闭纱厂工会，并将罢工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逮捕，妄图用武力胁迫工人停止罢工。
面对敌人破坏的严峻形势，项英和罢工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研究后确定，一是在内外棉各厂建立工人纠察队，负责工厂守卫、传递消息、散发传单、维持秩序等，防止坏人对罢工进行破坏活动。二是派出一部分会员到上海各学校和社会团体，宣传工人为什么要罢工，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募集救济金支持罢工工人取得最后胜利。
随后，在社会各界对罢工斗争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绪持续高涨，使日本资本家心惊胆寒，损失巨大，担心罢工会发展成为全上海的反日运动，被迫于3月1日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淞沪警察厅也被迫释放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邓中夏。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斗争的胜利实践，使工人们更加信赖工会，拥护工会，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由1000余人增加到6000多人。
随后中共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项英担负实际领导工作。上海各纱厂先后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或工会支部，有些支部下面还建立了小组，将广大工人紧密地团结在工会的周围，为之后的五卅运动反帝斗争浪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项英等人领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06、转战上海武汉，参加党的五大
1925年5月，项英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5月中旬，上海发生了日商开枪打死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名工人的严重事件。就在顾正红被杀事件尚未平息之时，5月30日，日商又悍然开枪屠杀示威的群众，打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此，上海各界群众十分愤怒，迅速开展以罢工、罢课、罢市为内容的“三罢”斗争，逐步发展到各地民众有组织地开展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在此情况下，为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急调项英速去上海，参与领导上海总工会的罢工斗争。
项英到达上海后，为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决定组织起8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很有威慑作用。这次罢工坚持到8月下旬，坚持了两个多月的罢工，工人们提出的给顾正红家属抚恤费、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待遇、缩短工时、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为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得的胜利，决定组织各业工人复工。
同年9月，中央决定调项英再回湖北工作，和董必武等人一起参与领导湖北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湖北省总工会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天就正式建立起来，由向忠发任委员长，项英任副委员长兼总工会党团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任副委员长，许白昊任秘书长。
项英在负责总工会的工作中，把湖北全省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组织在工会的范围内达50万之众，仅在武汉地区的工会会员就有28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政治力量，配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
为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湖北省总工会在武汉组织工人武装纠察总队，由项英任总队长。这支革命武装多时达4000余人，配备着1000多支枪。项英指挥这支武装，在武汉的重要地区巡逻，保卫重要目标，对稳定当时武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感到恐惧。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项英、邓中夏等80多位代表，代表全国5.79万多名党员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和职工国际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项英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年5月17日，项英带领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参加了武汉革命政府军对夏斗寅叛乱的战斗，挽救了武汉的危局。
07、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参加党的六大
1927年11月，项英在经过一场大病后，由武汉秘密转赴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1928年2月初，项英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管辖的范围包括上海、南京两个市委，无锡、苏州等13个县委，泰县、扬州等10个县特别支部，并在南汇、盐城等14个县设有特派员，全省党员共有3128名，其中上海市为1799名。
鉴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在项英离开上海去参加党的六大期间，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代理江苏省委书记。
6月18日，党的六大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五届中央委员、特约代表和其他指定参加会议的代表58人，共142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会议由向忠发主持，由瞿秋白致开幕词，项英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7月19日，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选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0月初，项英结束了参加党的六大的历史使命，从莫斯科动身返国。11月初，辗转回到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08、任总工会委员长和军委长江局书记
项英回到上海后，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开始全面分管全国职工运动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
1929年2月，项英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项英化名为江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0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有党员12万多人。农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约10万人，建立了包括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湘赣、左右江、苏北等革命根据地。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办事处，后改为长江局，由项英任书记。管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省党的工作；成立长江局军事委员会，由刘伯承任书记，过去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的湘、鄂、赣、川等地红军及士兵运动，均归长江局军委指挥。
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由项英任长江总行委书记，刘伯承协助项英策动武汉暴动，曾中生为南京暴动总指挥，聂荣臻到镇江组织暴动，上述暴动成功后再进攻南京，而后与攻打南昌、长沙的红军会师武汉，并提出上述暴动的总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项英在参与制订这个计划时，对各地红军情况的了解是很少的，因此也存在盲动的错误倾向。
但在随后几天的调查中，项英看到了在武汉进行武装暴动的很多问题。因此，他在8月8日夜，即到达武汉后的第三天，便和关向应联名向党中央写了第一份长达6000多字的工作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了武汉进行武装暴动所存在的严重困难。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莫斯科于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全国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项英和长江局接到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后，立即停止了原定武汉暴动的工作部署。
9月24，项英出席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评了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盲动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
这次会议，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其中，正式委员7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7人：罗奕（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项英离开长江局，前往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全面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至此，项英从1921年12月到1930年11月底，作为我们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情况下，为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